“见解就像是世界的女皇,强力则是见解的暴君”_久久久久无码精品国产

产品时间:2022-01-03 00:00:00

简要描述:

  (此文选自我的《法国哲学精神与欧洲当代社会》(上册)第四章第五节)  在1660年到1685年间,法国人曾经认为绝对君主制度是法国最好的政府形式。耐人寻味的是,在“政治理论”上对这种习惯的政治偏见做出革新尝试的,却来自一个基督教派——冉森教派教徒,帕斯卡尔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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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选自我的《法国哲学精神与欧洲当代社会》(上册)第四章第五节)

  在1660年到1685年间,法国人曾经认为绝对君主制度是法国最好的政府形式。耐人寻味的是,在“政治理论”上对这种习惯的政治偏见做出革新尝试的,却来自一个基督教派——冉森教派教徒,帕斯卡尔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1660年开始,冉森派教徒对王权的的批评延续了一个世纪,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冉森教派教徒是一个“自足”的团体,不和国家“来往”。

  尽管冉森教派教徒从不公开承认,但是被人们认为是拥护共和政体。冉森教派与加尔文新教有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信奉奥古斯丁的思想而不相信罗马教廷。

  冉森教派教徒中最著名的,就是帕斯卡尔,他的《思想录》几乎影响了18世纪每个法国思想家,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截取发挥其中的片段,要确定知道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

  帕斯卡尔区分了人生的三大方面:肉体对应于世俗、精神对应于理智和科学、神圣的。神圣对应于在“纯粹善良意志”的指引下,上帝与人和人与上帝接触的领域,其理解力要大于人的理性。帕斯卡尔关于政治和伦理学的观念,大都可以从他以理性精神的语言,对世俗世界的论述中找到答案。但最能体现帕斯卡尔卓越精神天赋的,则是他对神圣性的论述。这三方面的划分对于准确理解帕斯卡尔的思想非常重要。在他看来,政治是低卑的事物,因为它的世俗性,人只能在神圣性中得到拯救。帕斯卡尔像奥古斯丁一样,开启了人的天赋。

  帕斯卡尔为以上三个领域分别制定了社会角色、荣誉、生活方式。世俗世界的荣誉给予了君主、掌握权力和财富的人,人们羡慕他们的职位,但是并不尊重他们人本身;精神的领域则是一个赢得尊重的领域,这里存在着一切都具有科学性质,这里也并不执行君主的命令;至于神圣性,则是精神的最高境界。

  帕斯卡尔认为要清晰地分离这三种人生境界:一个在世俗世界里自私的人在精神世界里能做出成就来,就在于他在这个世界里不可能自私,而神圣的领域又处于精神所达不到的高度。人是由肉体与精神共同组成的,处于三个领域中间的位置,既堕落又高尚、既悲惨又陶醉。

  鉴于以上的判断,帕斯卡尔认为,君主所获得的荣耀,要远远低于我们对精神领域里天才的尊重、更低于对神圣性的尊重。帕斯卡尔从来没有像历代中国人那样,认为君主是神圣的天子,相反,在他眼里,君主或世俗的权力在人生应该有的成就中,处于最低级的序列,我们可以对它们怀疑、恐惧、服从,但是他们绝对不配我们尊重。在这方面,帕斯卡尔是蒙田的学生,因为蒙田在他的《随笔录》中曾经认为,属于国王的荣誉和一个人获得真正值得的尊重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帕斯卡尔比蒙田更清楚地意识到“野蛮的力量”(比如军队)在君主与臣民之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促使人所有活动的源泉有二个,欲望和强力。他写道:“世界的女皇是强力而不是见解——但是见解却是使用权力的东西——正是强力制造见解。在我们看来,软弱总被人欺。为什么呢?因为软弱的人就像一个在绳索上单独跳舞的人,这时候,一个有强力的人就会过来对他说,你这舞跳得不对。这种强力的语言其实不过是个阴谋......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尊重另外一些人的绳索(“绳索”即权力——引注)通常是一种必然性的绳索,它把人区分为等级,一切人都希望支配别人,但只有某些人实现了这个愿望......权力形式本身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些形式相互斗争,直到更有力量的一方战胜了相对软弱的一方。于是一个统治集团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握有权力的人就不想斗下去了,它们想稳定秩序,以便使权力按照他们高兴的方式传下去。有的想让人民的选票决定权力如何传下去;有的则是世袭,等等。就是在这里,想象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直到这点为止,一直是强力逼迫现实,现在起作用的,则是某种组织的想象力,无论是法国的还是瑞士的......这些把尊重贴到这个或者那个特殊人物身上的绳索,只是想象的绳索,来自想象的力量......依据见解而建立的统治,有时是想象出来的规则,这个帝国是甜蜜的、遂人心愿的。强力的统治一向如此,永远如此。见解就像世界的女皇,强力则是见解的暴君。”

  根据帕斯卡尔的哲学,人的“权力尊严”本来有赖于个人原始的力量、社会成员的力量、由象征性的符号而导致的想象力-见解所具有的控制力量等等要素之间一种微妙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事情的实际情形却是:往往一个人越是拥有强力,他就越不需要除了想象中的权力统治之外的其他想象力,不需要用其他想象力去冒险。国王使用军队并不想赢得人民的尊重,而是让人民恐惧,因为全部问题恰恰在于,来自权力的判断,就被当成来自真理的判断。换句话说,人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尊严”,一个士兵直接服从长官的强力。

  但是,帕斯卡尔认为“判断的尊严”则应该服从于“沉思的强力”,它根植于最基本的人性需要、人心的动机。人身上还有一种天生的“想说了算”或“压迫别人”的权力欲,但是结果总是分成“欺负人的”和“被欺负的”。关于这个问题,帕斯卡尔以他杰出数学家的眼光,认为所有判断(力)都是建立在“赌”或“概率”基础上的。

  换句话说,严肃的判断来自不严肃的游戏态度。权力是总合为零的游戏:你或者命令别人,或者是被命令。与内心漂浮不定的状态相比,决定或判断都发生在瞬间——在这个游戏或博奕过程中,人“正确”的选择能力几乎是零。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种瞬间的选择能挺直腰板被说成是优于其他的瞬间选择,热呢明年只是在碰运气。最终决定我们的心思向哪个方向走的,是来自外部或心中的强势或强力,它在某个瞬间迅速解决了我们的犹豫不决,也就是那个下命令的人。必须有权力,以解决没有休止的争吵。

  长期支配人类政治生活的“政治的决定”通常是荒谬的、不讲道理的,显示出人类选择能力的低下,帕斯卡尔列举的例子,是世袭的君主政体,它是人类事务中最大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选择形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权移交的合理的方式。这种不讲道理的道理不啻一种疯狂,当疯狂被认为正常,“合理的正常”(政治革命)就是大逆不道的。这是一种最野蛮(最简单)的做事方式,也最原始——它们是和“不争论”联系一起的。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选择权。长子继承王位天经地义——在关系人民命运最大的选择竟然如此轻率,在“小”些的事情上人们却不是这样的。

  比如,一个船长就不是这样推举出来的,要比任命一个国王慎重得多。人是多么愚蠢的动物啊!这是“可笑的、不公正的,但这只是因为人生来就是可笑的和不公正的,而且永远如此。”

  统一标准总比多标准好。人们批评政治世袭制,但是,除了选举长子当国王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呢?如果我们选择最有德行的人,那“几乎立刻就会陷入痛苦而无休止的争吵,每个人都会宣称自己是最有德行的。”

  换句话说,独断的决定可以避免争论,提高效率——国王的长子就这一个,“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理性了,因为内战是所有邪恶中最邪恶的事情。”

  再换句话说,只能有一个标准,因为“见解”比不上强权,所以这个“真理性”的“见解标准”最好由强权来领衔,因为它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由于无休止的争吵而导致的不稳定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由于权力说的一切永远是对的,因此,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丧失权力就丧失了一切。“我们为什么要跟随多数人的决定呢?是因为他们是正确的吗?否!只是因为它们更有权势。”

  同样让我们失望的是,帕斯卡尔在强权面前和蒙田的态度一样:一个理智的人(一个“识时务的人” )应该顺从习惯、屈从权威,以便保证有自己私人的时间和空间从事自己喜欢的个人爱好。但是这样的话只是貌似服从,是口服心不服,因为他们早就有言在先: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卑微的、不值得尊重的、不重要的,最重要的也不是所谓“大事业”,而是以适合个人天赋的形式去消遣。甚至按照“严肃的政治原则”行事,也不过是一种消遣,因为在帕斯卡尔看来,这些所谓的“政治科学”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在消遣的心态下,为那些穿着国王的衣服的“疯子们”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游戏的生命态度比“严肃”更重要、也“更正经”。

  帕斯卡尔把柏拉图的《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些“政治哲学”著作,比喻为“为疯人院制定规则”。我们阅读这些书感到津津有味,是因为我们心中本来有一种愚蠢的权力欲望——这些书本来是写给“国王们”看的,我们阅读,就像是真的国王一样。当然这些书中制定的规则,是使这些本来就疯的国王们不疯的,也顺带节制了我们这些阅读者的危险欲望。帕斯卡尔说,暴君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想把自己的支配能力,延伸到自己能“够得着”的范围之外,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些站在世俗权力顶峰的人“够不着”精神和神圣的领域。

  在看透了政治本身的“肮脏”之后,帕斯卡尔和蒙田一样,不准备用这些道理启发人民(告诉人们政府存在的基础是多么的荒谬和野蛮)以内战的方式造反,因为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甚至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暗含着帕斯卡尔和蒙田对人类在政治问题上的智慧没有信心)。

  也就是说,不要去推翻既有的政治秩序,即使或正因为这些法律和习惯是荒谬的,才应该去服从它们。为什么呢?因为“推翻”旧政权所建立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略微不同的“新”的“旧政权”。这个政治见解,几乎与莱布尼茨如出一辙:现有的政治秩序已经是一切可能秩序中最好的了。这当然是一种深刻的、建立在人类已经有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怀疑主义,是对“普遍的正义”的深刻怀疑——因为永远不会有“共同的意见”。

  “共同的意见”越是“共同”,就越抽象,越没有使用价值。帕斯卡尔以下的口吻简直与蒙田一模一样:“毫无疑问,自然法是有的,但是这种美丽而腐败的理性已经腐败了一切......正义和真理是如此细微的两个点,以至于我们迟钝的工具决不会精确地碰不到它们。一旦我们试图接触它们,它们马上就变得模糊不清,使我们碰到的总是谬误而非真理。”这是理性的丑闻!不是因为理性无能,而是由于人的本性就是腐败的。“公正”不过是一个旗号或象征,它服从在它背后的某些非理性、不公正的因素,这对人类的智慧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于是,最聪明的立法者这样说服追随他们的人:我所建立的规则是真正永恒的真理。其实,在帕斯卡尔看来,在任何情况下,正义都是由背后的强力决定的(做出解释的)。

  “只有遵循公正的东西才算是公正的,也就是说,必须服从最强有力的东西。没有强力做后盾的公正是无力的,没有公正的强权是暴君。所以,必须把公正与强力结合起来。为此,就要使公正具有强力,或者使强力更加公正。公正的关键是要对争论敞开大门。强力是容易被识别的、不容置疑的。也就是说,由于强力与公正相冲突,,不可能把强力赋予公正(即不能以强力压制争论,靠强力说某某是不公正的,这样的情形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译注)说某某是不公正的,而它自己是公正的。所以,重要的与其说是使公正变成强力,不如说要致力于使强力变得公正。”

  人的支配他人的本性、或者说是“某样东西是属于我的的本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绝对于不要指望通过祈祷公正来改变这种本性。帕斯卡尔指出,从小孩子哭闹着喊“那只猫是我的”,我们就能“开始窥见到篡夺整个地球的影子”。财富的每次分配都只能具有抽象的公正性,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顺从强势的一方,即强势者获得的总是多些。所以帕斯卡尔说,“不可能把公正强势化,我们只是要把强势公正化,以便最终达到强势与公正的和谐,和平共处,这样的主权,就是善的主权。”

  这是对人类本性比蒙田更为悲观的看法,,人生来就渐渐学会了把自己的真实面孔掩盖起来。换句话说,一切社会的规则都具有“虚假性”。一方面,这种“虚伪”是必须的。为了避免与他人同归于尽,人必须对自己“恶”的本性加以遏制。另方面,必须的“虚伪”总是无法战胜“自私”的本性。但是,在我看来,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仍旧是一个只看表面现象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的本性琢磨不透,是任性的,社会的规则或理性终究不能战胜人的任性,以至于人类历史总要在纠正由于人的任性带来的灾难过程中循环往复。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彻底掌握了人性,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认识我们自己,这甚至是人活着的最大趣味之一。比如,人的力量能力、感受力与思考力、给予事物秩序的能力、寻找刺激与快乐的能力,等等。

  帕斯卡尔的怀疑主义偏向于近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也就是对“确定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已经被社会习惯所代替。既然习惯是保守的,那么,人的第二天性自然倾向于保守。突破思维和举止习惯成为天才才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它同时需要智慧与勇气。但是,另一民族的精神习惯却是现成的,与本民族的交融,可以实现“平静”的“震撼力”,这也是一个重新使人相信什么的过程。

  帕斯卡尔强调人的根本动机是获得幸福——这种目的论的模式,也是古典哲学的典型模式。也就是说,似乎人的目标始终如一。“人不可能离开这个目标一小步,人活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取幸福,甚至那些上吊的人都是如此。”目的论的解释,也是一种“第一原因”的解释,问题是我们能否对动机的性质下如此确定的判断,能否确定人真是“为了什么而活”这样一个模式。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活就不是一个清楚的人?不能实现自己理想目标的生活就是悲惨的一生?如果事实上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那么是否相当长的历史中支撑人类活下去的方向有问题?

  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寻找幸福,也不在于对什么是被寻找的幸福的理解五花八门,而在于目的论性质的思维也许并不合理,因为如果这样,就有太多的痛苦被没有实现大小人生目标暗示出来。但我认为这只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心理习惯,而没有了这样的心理习惯,人生将变得更加芬芳动人、更加充满情趣。也许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也许无动机的动机、精神与举止活动的散漫状态、不刻苦努力或只沉醉于“无动机的动机”或游戏状态,是幸福的更美好状态。

  同样的道理,关于人的本性是爱自己或爱快乐的说法也是目的论的或单调的。反面的提问是,如果没有以性欲为代表的人类欲望推动,人活着的乐趣何在呢?但是,我认为问题却在于,也许欲望可以被分解为以非欲望的形式存在,或者说,“欲望”并非准确地击中了人内心的实际状态,人并不真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多数情况下,所谓“人生目标”是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从外部强加给人的。实现了这些习惯赋予的“人生目标”,我们会获得一种得到幸福的心理暗示——但是这些暗示所得到的,与我们本来感受到的真实之间,并没有划等号——我们会很快厌烦自己得到的东西,或者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幸福感”并非像事先想象的那样强烈。换句话说,我们的一生过的极不真实,不仅自己欺骗自己,而且人之间相互欺骗——这也是人的本性吗?

  在以上基础上,帕斯卡尔接触到深刻影响了近现代西方思想的“异化”概念。他写道:“我们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生活,我们希望过一种在别人头脑里想象的生活,我们迫使自己显得不是本真的自己,以满足他人对我们的想象。我们不停地劳作,以为了保持和装饰想象中的自己,完全忘记了真实的自己。如果我们安详、慷慨、忠诚,就会极力使别人知道我们有这些美德,以便于把这些美德嫁接在别的东西上。为了强化这些美德,我们会很高兴使这些美德离开我们。

  假如我们有勇敢的美名,就应该幸福地做个胆小鬼。应该绝妙地认定我们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没有别人参与我们决不会心满意足,得为了‘彼’而强化‘此’”这里强调的,是一些不真实的或者远离我们的存在,我们正是从这些存在中获得“我们自己”的“幸福”。“自私”或“自爱的”本性却是“不自私”或“不自爱”的。换句话说,那些“不真实的或者远离我们的存在”,就是我们的消遣——这使得“消遣”(divertissement)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疏远、增补、转移——它类似于卢梭的supplément(增补性)或aliénation(疏远)概念和黑格尔的entfremdung(异化)概念。

  以上思想的灵感,还是与蒙田有关,蒙田曾经这样写道:“再没有什么比无所事事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人不能没有热情、不能无事情可做,不可以没有消遣、没有目的。如果那样的话,人就会感到完全空虚,被世界抛弃、不满足、无所依赖、没有能力,倍感虚无。一旦心灵卷入其中,人就会厌烦、忧郁、悲伤、自贱,甚至绝望。”

  用黑格尔的话说,你的真理在你的“对立面”那里。我认为这揭示了寻找或从差异中获得乐趣,是人的又一天性。选择差异并非是择优弃劣的过程,只是变化“怎么”和“如何”的问题。用帕斯卡尔的话说,人类的一个基本倾向是回避自己的真实情况,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这有点像被追赶的鸵鸟最后一头扎进沙堆;又像是一种走神的天性)。

  换句话说,人的天性就是不严肃的。所有的严肃都是为了避免过分的不严肃造成的恶果。一旦这样的警报解除,人的记忆力马上重新变坏,又不严肃起来。为什么人的记性不改呢?因为只要人一考虑自己,就会变得十分忧郁——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人与他人在一起才快乐,人的自私本性也在无形中远离开自己,变成了别的什么。究竟变成了什么呢?任何事情!“我们的本性就是动,完全的休息就意味死亡。”这里的“动”当然可以分成身体与思想的运动,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对称的。无论身体还是思想的运动,都是克服死亡的良药,速度越快,就越能延缓死亡的到来。

  死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死盯着死亡却是一件让人无法容忍的事情。死亡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危急时刻”,死只是人一生要遇见的无数事情中的一件事情,既不渺小也不伟大。换句话说,倘若我们能以习惯上面对死亡的心情,面对生命中每天遇见的事情,那我们的生活将到处充满创造性的心理享受。

  消遣不仅是排除孤独,还意味着弥补我们自己独处时所缺乏的东西。“唯一能安慰我们免受凄惨之苦的事情,就是分心。然而,这本身却是我们最大的不幸,因为正由于此,我们就不能严肃地思考我们自己,在不能认识自己的情况下迷失自己。可是,倘若不分心,我们就会沉溺于烦恼,这又加重了我们回避烦恼的决心。正是分心使我们快活,使我们无意识地忘记了死亡。”

  在这个意义上,同样吊诡的是,由于对痛苦的记忆是导致不快活的重要源泉,回避或“丧失”记忆反而成了幸福的一个前提,尽管美好的记忆是使人快乐的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原因”总是模糊不清的东西。

  以上的道理,即使对于人们认为最应该幸福的国王来说,也是真理,因为只要留下他一个人没有消遣,他就会像一切人一样不快活了。他拥有的一切财富与荣誉,在性质上都不过是带给他消遣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追求的习惯目标(升官发财)超越了某种程度,就远离了消遣的本意,比如追求超越个人一生消遣能力的财富等等——但是人出于习惯不可能在财富的某个限度内停止,那“多出来”的时间和财富,对他的人生质量而言,不啻一种严重的浪费。

  最厉害的人,应该能随时唤醒异样的兴趣、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原来的习惯(或生活环境,当然包括被他新的兴趣对象所接受的速度),转换的速度越快,不仅他的能力越大,他的生活质量也就越高。

  “消遣”的另一个含义,在于所从事的事情并不是真的需要,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但是,这种“不是真的需要”会成为人每天离不开的事情,即变成了“真的需要”。这时候,某一层次上的“异化”就完成了。一切生活中的意思,都是人想象或创造出来的,而且要花样翻新,要刺激出新的意思。顾名思义,要想让一个人绝望,就是使他再没有“念想”。

  兴趣、欲望、消遣,这些都是同义词,它们的害处是麻痹我们,使我们忘记关于人本身的“真理”——但是,如果这个“真理”就是消遣呢?——我们人类为自己感到骄傲的道德,原来就建立在这些消遣性的欲望基础之上(把道德也看作了一种消遣)。“人类从欲望本身中设计出一种私生的道德,这是对仁慈的秩序的一种颠倒的解释。帕斯卡尔惊叹‘人类从自己的贪欲中设计出一种令人赞叹的制度。这制度是对仁慈本身的模仿,足见人之伟大’。”

  这种虚假的道德使我们的行为看上去似乎是仁慈的,做出很虔诚的样子,好象是很关心别人的需要。但是其中的动机却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人只是为了满足字的私欲。可是,根据卢梭和德里达的理论,人的动机与事情的效果之间的不一直,是普遍现象而非例外。也就是说,人类甚至要感谢和鼓励各种不一样的“自私的兴趣与选择”。取之有道或者自己获得同时不损害他人——时至今日仍旧是一个理想而已,这样的公正也就以不公正的方式显示出来。以别人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的现象并不是没有,而且曾经在人类历史上是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但是却成就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悲剧化的政治运动。

  公民社会与专制社会比较的最大好处,就是人之间关系中的尊重别人与被别人尊重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要争取被尊重的权利。社会中的人之所以有能力相互服务,来自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有差异。保持自爱有独立见解不盲目羡慕别人的情形将促使整个社会的活力。人是以希望获得别人赞扬(得到名声或支配他人的地位)的方式离不开别人的,自爱与竞争是孪生的。

  美德是自爱的装饰,各种事物中无不浸泡着人类的贪欲。但是,帕斯卡尔观察到,可以利用个人的贪欲服务于公共的善,从那里建立起社会公正的规则。他说,我们的美德全是由恶行组成的,我们“不可以借用自己的力量在美德问题上自我辩护,而只能借助于两种相互反对的恶行。我们矗立在两股相反的风向之间,如果一种邪恶被铲除了,我们就陷入另一种邪恶。”

  政治机构不过是一个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更多人欲望的分配委员会罢了,一个人有了这种分配的权力,就显得有力量。丧失了这样的权力,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对于人来说,靠外在的东西是支撑不住的。因此,帕斯卡尔对权力者的告戒是:一方面,在臣民面前要尽量保持权威的形象;另一方面,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王,而是和所有人一样,是在上帝面前同样悲惨的人。人是“精神分裂型”的,集美德与邪恶于一身,既伟大又渺小。

  帕斯卡尔认为,“相信上帝”的精神状态比“无神论”状态更积极,因为后者心灵空空。这就是他著名的“打赌的逻辑”:有两种可能性,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相信上帝存在,得到的回报是永恒而无限的快乐;认为上帝不存在,尘世的生活就丧失了神圣的满足感,因为到头来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等于什么都没有得到,或者得到的是无限的痛苦。

  我们已经上了道,也就是说,不能选择“不选择”,因为“不选择”不仅也意味着选择,而且意味着选择眼前的世界。怀疑的结果是给人希望,即无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多么微小,微光总比没有光要好。在这个意义上,从不相信到相信是一种解脱、精神的解放。即使上帝不存在,相信者也并没有真的损失什么;而上帝万一真的存在,相信者就赢得了一切,无神论则丧失了一切。在帕斯卡尔看来,这是一种区别于“几何学精神”的“微妙精神”(l’esprit fin)。也就是说,“非理智的”态度或者“神圣的逻辑”要高于哲学与形式逻辑。

  “微妙精神”与语言、理解、理性等等冲突,相信有语言说不出来的内心精神状态(中国传统智慧中不乏这样的精神财富)。其中含有“任意性”、原始性、杂多的自发或“本源”的欲望,没有得到约束的众多因素(“语言”或“理解”是约束的力量。当19世纪克尔凯郭尔、尼采和20世纪弗洛伊德挖掘“无意识”时,在某种意义上是帕斯卡尔“微妙精神”的继续)。给原始的精神任意性一个位置,这个位置被叫做“相信”却不是出自“理性”的判断。

  但是,帕斯卡尔的这种“二分法”并不是“辩证法”,它更像是精神的魔术,从一样东西变出意料不到的东西。如果不借助于类比等“精神魔术”,无数原始个别的愿望如何能过渡到普遍的共同的愿望呢?不可以把帕斯卡尔的“二分法”理解为非此即彼,因为他像克尔凯郭尔一样徘徊于二者之间。精神的魔术活跃于两者之间。上帝是以非神学的方式得到信仰的。

  帕斯卡尔相信,幸福只能来自相信点什么:“有些人在权威那里寻找幸福,有的从好奇心、从科学、从肉欲中寻找幸福。更接近幸福的人意识到,必须要有所有人都希望的普遍的善。”

  总之,共同的善才是大善,孤独的只属于个人的善难以自保。一个单独的个人要融入社会才有幸福可言,这样的思想从17世纪经过18世纪的卢梭一直到19世纪的马克思那里。但是,经历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哲学家的思考却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有诸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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